攝影：黃明堂


二○○六年七月一日，瑞士籍人類學家大衛．史格納（David Signer），以〈台灣的愛與寂寞〉（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為題，於荷蘭報紙《Trouw》發表他停留台灣兩星期的感受，文中談及台灣人的教育觀，直指核心。史格納寫著：

世界好像沒有一個地方的孩子，睡眠像台灣孩子那麼少。不少台灣人把自己稱為「pm people」（夜行人）。大部份資訊科技產業的人在晚間工作，因為這剛好是歐美客戶的白天時間。

「pm people」的孩子和他們一起熬到午夜，一起吃東西、看電視、玩電玩。但是和大人們相反地，孩子又必須在早上七點起床……。

一位外國人類學者竟透徹剖析台灣父母對孩子生活教育的忽略。

進校園輔導學生十餘年的光寶文教基金會的認輔志工團召集人吳銀玉觀察，這代父母和上世代最大的差異是：雙薪、工時過長。 


師權低落，親權高張
原本老師、行政、家長三種力量是要在教育專業、行政專業、家長愛的力量陪伴下，協助孩子健全的成長。但現在三方卻互不信任，不乏家長過度介入，凌駕學校事務。

位在中科院、中研院、台灣大學附近的國中小校長、老師，都經常抱怨這些三高的「家長很難伺候」。家長介入老師的考題、教學方式，成為老師的上級指導。

去年底，零體罰規定納入教育基本法，三讀通過。台北市教師會理事長柯文賢認為，家長力量興起，動輒挑戰老師權威，不少老師為了避免麻煩，如今只教不管。

這些都促成教師的退休潮。民國九十年，公立國中小退休教師不到七千人。退休人數在九十三年達高峰，超過九千人。五年下來，已有四六七九三名國中小學教師退休。

師權的低落、親權的升高，使教育體系兩股最大的力量互不信任。

台北市民族國中校長姚榮華經常遇到父母說，「升旗是多餘的，不要去晒太陽，在教室溫書多好」；也有家長要求，校外教學時學生不得穿制服，否則要打憲法官司。

內外在競爭與不確定的環境，造就了直升機父母，而直升機父母又回過頭對教育體制加壓。這樣的惡性循環，四十六歲的台灣杜邦總裁陳榮二感受最深。

陳榮二相信行行出狀元，每個孩子都有他的秉賦；但他的小兒子在升上國一那年，曾有長達四個多月的時間，無法進教室，只要一被拖進教室就口吐白沫，臉色發白；陳榮二的妻子還因過度自責，從五十公斤瘦到三十五公斤，家庭曾陷入危機。他尋訪中西名醫，都查不出原因。他猜測可能當時兒子是不適應國中的升學壓力。

雖然小兒子在四個月抗爭後，終於回歸常軌，但他幾乎快失去兒子與妻子的痛苦，讓他見識台灣教育制度，如何創造出焦慮的親子。 


「當台灣的父母和孩子真是太苦了，」這位管理七百多人的總裁談起往事，還心有餘悸。 


新價值：找到屬於孩子自己的成功
直升機父母就像啟動教育食物鏈的改變，父母的觀念改變了老師的態度，老師態度影響孩子的動機。

國民教育的功能萎縮了，而家庭親子關係也變得緊張了。
研究發現，過度焦慮的直升機父母，也容易養出焦躁的小孩。

美國孩童發展研究中心指出，直升機父母經常會因孩子的成功或失敗，而有過度的憂傷、哭泣，有較多負面的想法、較少的愉悅與生活滿意度。

因為直升機父母不經意會愈飛愈快速、愈管愈多，深怕一減速，就摧毀自己與孩子的人生。

這是一場價值之戰。直升機父母被困在一種愛的陷阱裡。誤以為愛孩子，就要為孩子掃除一切人生的障礙、幫孩子成功；其實，愛的價值是在幫助孩子找到重要價值。

「我們的痛苦源自沒有真正接受自己的孩子，」陳榮二認為。一旦堅信孩子都是獨立的個體、都有其價值，父母就能學會接受與放下。全國家長聯盟裡，所有的家長寫下他們共同的反省：

當孩子誕生時候，我們就曾承諾要愛他一輩子，但，我們真的這樣做了嗎？

教改十年，台灣創造了一大群「直升機父母」，在這個關鍵時刻，該是父母與社會回頭自我檢驗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