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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內好晚年退出日本思想界的核心地帶。

　　1966年，他把自己一些最主要的評論性文字結集成三大卷，發表評論家廢業宣言，告別了評論舞台。


　　此後竹內好開始從事翻譯工作，他把最主要的精力用于翻譯魯迅。談到自己的工作意義時，竹內好引用了中國《和氏璧》的故事：“我這一生就是個採玉的人，我不停地在挖，但是挖出來的到底是玉還是石頭，我自己並不知道，因為我並沒有把它獻給王的這樣的欲望，因此幸免我沒有被砍掉手腳，但是問題是把這塊石頭抬回家去，再研磨我也沒有那個力氣了，眼看太陽就要落山了。”

　　竹內好說，他惟一能做的就是站在路邊上，招呼過路的人，說你想不想試一試，這到底是一塊玉還是一塊石頭？

　　寫《魯迅》，我獲得生的自覺

　　1937年，竹內好在“盧溝橋事變”後作為文部省留學生赴中國考察。

　　幾乎在竹內好踏上中國國土的同時，北平淪陷，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在長沙組成了西南聯大的前身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竹內好無緣見到曾經活躍于北平文化界的中國知識精英──最後一批教授是在11月撤離北平的。

　　10月27日才抵達北平的竹內好，在日記里記錄了他抵達北平之後立刻拜會周作人和錢稻孫等，並且勤奮了解中國學術狀況，在書店淘書，組織日本人的讀書會研讀錢穆的《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

　　1937年11月18日日記里寫道：聽說梁宗岱迅疾南下，沈從文也剛剛南下，老舍在山東，似乎巴金到了天津等等，而周作人，怕是也快南下了吧。

　　周作人並沒有南下，但是周作人在竹內好的日記里消失了。竹內好日記里更多地描寫了淪陷後的北平的日常生活。大量日本人(包括文化人)擁入北平，酒館、暗娼與人力車夫相互配合，兜攬日本人的生意；書肆的書籍文物、圖書館的藏品等等。直到1939年10月竹內好歸國前夕，日記里才出現“下了決心，去訪問周先生”這樣的記載。

　　學者孫歌在她的專著《竹內好的悖論》里寫道：“竹內好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跨入了中國近現代學術史。”

　　1943年3月，竹內好解散創立8年、期望“否定官僚化的漢學和支那學”的“中國文學研究會”。年底，竹內好完成《魯迅》的寫作，由友人武田泰淳交付出版社。

　　《魯迅》的交稿日期是1943年11月9日，12月1日竹內好接到了入伍通知書，12月28日走上戰場，被派往中國湖北咸寧。

　　“那時我想，真是老天保佑，謝天謝地呀。我因為寫《魯迅》而獲得了我自己的生的自覺。”竹內好把《魯迅》的寫作看成是自己的“遺書”，他在1949年第三版的《魯迅》後記中寫道：“懷著被追趕著的心情，在生命朝不保夕的環境里，我竭盡全力地把自己想要留在這個世界上的話寫在這本書里。雖還不至于誇大其詞地說像寫遺書，但也和寫遺書的心境很相近。”

　　1944年年末，《魯迅》作為日本評論社“東洋思想叢書”之一出版。作為一部魯迅研究的奠基之作，《魯迅》在後來成為全世界魯迅研究者們的必讀書。

　　竹內好在中國參戰的經歷，因為本人守口如瓶，外界難以了解。根據《竹內好全集》中的年譜和他所寫的文章記載，竹內好應征後被分配在羸弱者和學生兵的補充團隊，幾乎沒有經歷第一線的戰斗，也幸運地沒有殺過人。然而他仍然有機會目睹戰場上的死傷以及遭遇正面衝突。竹內好對自己的評價是，不是個合格的士兵。他曾任通信兵，但是搬不動器材；以行軍掉隊聞名，甚至從馬上落地摔昏過去。因為他當時患了嚴重的痢疾，應征半年後就被調往大隊本部的“宣撫班”，他是班長惟一的部下。獲得居住在營區外的權利；此後又教授中文和充當翻譯。1945年8月15日聽到日本戰敗的消息時，35歲的竹內好是駐湖南岳州獨立混合旅團“報道班”的一等兵。

　　魯迅文學的嚴峻打動了我

　　竹內好1934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學科的時候，畢業論文是《鬱達夫研究》。

　　“竹內好在性格上其實和鬱達夫更接近。”日本思想史學者孫歌對竹內好有過長久而深入的研究，她說：“竹內好的性格很率性，本真，有的時候甚至有點任性。他從年輕時候一直到最後都喜歡喝酒，喜歡玩，就是這樣一個人。但是他有很強的正義感，比如他不能夠允許他周圍的任何人恃強凌弱，他認為男性要充分地保護女性，他有比較舊式的道德觀。類似這樣的一些個性，其實是讓他在精神上比較接近鬱達夫的。為什麼鬱達夫沒有滿足他，最後轉向了魯迅？因為作為思想家，鬱達夫的分量，能夠承擔的那種力量不夠。魯迅作為一個思想家，他所承擔的矛盾、苦惱、悖論、困境和沒有辦法化解的絕望，這些東西剛好和那個時代的中國，和那個時代的日本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是相通的。鬱達夫也是一個很優秀的作家，但是作為思想家則太透明，那些透明的思想，在那個時代里很難接觸到那個時代的靈魂，因為那個時代的靈魂恰恰是最不透明的。魯迅的最不透明的地方，吸引了青年時期處于苦惱掙扎之中的竹內好。”

　　竹內好把魯迅作為他的思想資源，和他個人的知識訓練有關系，也和日本當時的思想生產方式有關系。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一直到戰後的思想生產，最有成就的思想家基本上是借助于外來的思想資源來改變本土的已有的思想結構。

　　竹內好借助了魯迅，借助了中國的思想資源。他這一借助方式在相當一段時期里使他處于很不利的地位，因為日本社會瞧不起中國，日本整個的知識界和普通的民眾都有崇拜西方的心理，使用西方資源工作相對來說遇到的困難會少一些，使用中國的資源，特別是竹內好的使用方式是他顛覆了已有的對于中國和對日本的價值判斷。竹內好要面對兩個方面的困境，一是在日本文化的“優等生情結”和日本社會普遍的對中國的歧視；另一方面，他必須對中國的資源進行相當深入的發掘，不然的話從表面上看，中國的狀況很難支持他的說法。竹內好找到了魯迅，因為魯迅是一個能夠支持發展自己整個思想論述的思想家。

　　“我只想從魯迅那里抽取我自己的教訓。對我來說，魯迅是一個強烈的生活者，是一個徹底到骨髓的文學者。魯迅文學的嚴峻打動了我。”竹內好在《魯迅》中寫道，“像魯迅那樣強韌的生活者，在日本恐怕是找不到的。他在這一點上，也和俄國的文學者很相近。”竹內好在欽佩文學者魯迅的同時，不斷“襲用”思想者魯迅的思想寓言和思考方式。

　　與魯迅相遇，是重要的事件

　　在被稱為魯迅研究奠基之作的《魯迅》里，竹內好使用最多的關鍵詞就是“抵抗”和“掙扎”。他把“抵抗”定義為“掙扎”，他說，只有從舊的東西里面產生出來否定舊東西的那個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

　　竹內好談魯迅的思想方式：“他拒絕成為自己，同時也拒絕成為自己以外的一切，這個就是抵抗。”《魯迅》為後世提供了一個相當複雜的認知結構，那就是魯迅是啟蒙者和思想家，但不能把啟蒙者和思想家作為衡量魯迅的標准。魯迅所扮演的啟蒙者和思想家的角色，不是按照通行意義上高于他人的方式完成的，而是以他自身特有的“強韌的生活者”的方式進行的。“他既不後退，也不追隨。他先讓自己與新的時代對決，通過‘掙扎’而滌蕩自身，再把滌蕩過的自身從中拉將出來。”

　　《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寫于1948年，最初發表的標題為《中國的近代與日本的近代───以魯迅為線索》。無疑地可以稱為《魯迅》的姊妹篇。

　　“抵抗的歷史便是近代化的歷史。不經過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不存在的。”竹內好認為日本的近代是一種優等生文化，是不斷向外的缺少自我否定的“奴隸”文化。“指導落後的人民是自己的使命。指導落後的東洋各國也是自己的使命。這就是優等生情結的邏輯推演。”他寫道，“日本文化必須依靠否定日本文化自身才能成為世界文化。”

　　他推崇在日本出生並長期生活在日本的加拿大外交官、日本史學家諾曼的《日本的士兵與農民》。他認為，諾曼結合著心理現實，抓住了軍國主義成為落後資本的馬前卒入侵大陸時，近代軍隊必然野蠻化的過程。諾曼說：“自己被征兵入伍的作為非自由主體的一般日本人，無意識地成了把他國國民拷上奴隸枷鎖的代理人……要將他人奴隸化，使用純粹自由的人是辦不到的。相反，最殘忍無恥的奴隸，將成為他人自由的最狠毒最有力的掠奪者。”竹內好說自己在閱讀這一段的時候想起了魯迅：“我覺得諾曼的話是不可多得的。同時為我自己沒有足以回答他的話語而感到遺憾。不過，魯迅對此做出了回答。如果沒有魯迅的這些話語，我將要怎樣地感到羞愧啊。”

　　他所謂的魯迅的話，是魯迅把“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心時代”換成直截了當的“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1960年前後日本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運動，竹內好是精神領袖之一。雖然有長達一年的抗議和大規模的示威，1960年5月19日條約仍然在日本國會強行通過，竹內好在5月21日辭去了東京都立大學的教授職位──“基于思想和良知”。他隨後發表的第一場演講是《基本的人權與近代思想》，其中心議題是日本各個層面的“歧視”。在他看來，日本人的各種歧視問題發生在日常生活層面，從敬語和人稱代詞的使用，到對于日本部落民的歧視，再到潛移默化的歧視中國人和朝鮮人的集體無意識。安保條約的修改，集中反映了日本與強者聯合而歧視弱者的思維方式，它體現了日本傳統中醜惡的一面。

　　他在演講中兩次援引了魯迅，提出了兩個相互連帶的問題：一個是大的社會改革比小的日常生活更容易進行，一個是奴隸成為奴隸主並不意味著奴隸的解放。

　　“我與魯迅的相遇對我自己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事件。”他在《何謂近代》中寫道。

　　(P1192542)

　　竹內好(1910－1977)，現代日本傑出的思想家。

　　他畢生以中國研究者或“與中國相關的人”自居，但是關注的卻是日本現代思想中幾乎所有的重大課題，魯迅始終是其思考的精神原點。

　　圖片由日本影書房提供